北京警察学院院长称中国警察不比外国同行差

  通过洗澡水能破入屋盗窃案，排气扇上能识别出凶手焚尸后残留物，美国“9?11”案件中协助美方开展个人识别援助等，能做到这些的就是享有“中国李昌钰”之誉的“博士警官”――现任北京人民警察学院院长左芷津。 近日，时报记者贴身采访了这位国内首个法医学博士，发现这个赫赫有名的鉴证专家原来是16年前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，来到广州，勾起了博士对广州五年求学生活的美好回忆。

  左博士向记者讲述了一些有趣的破案经过。听起来轻松，但实际上每个环节都很曲折。

  左博士先介绍了他破获的一宗盗窃案。该案件发生在北京一个像“大宅门”一样的房子里。警方在勘察现场时，发现现场别的痕迹物证都不是很好，后来发现家中一个房间的卫生间，里面有大半缸洗澡水，水很脏。这家人很有钱，在城市里生活，正常洗澡不会有这么脏的水，而且这家人有保姆，主人如果忘了放水，保姆也会放掉，他们剩下大半缸水的可能性很小。

  民警在现场推测，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是犯罪分子在这里偷完东西又洗了一个澡。这是非常大胆的猜测。俗话说作贼心虚，偷完东西还敢停留这么久？警方按照这一个思路进行侦查。他们对洗澡水做了提取，经检测真的是犯罪分子遗留的洗澡水。

  左博士觉得非常有意义。这家人是一个大宅门的院落，有很多卫生间，进来之后在一个卫生间洗澡，一定是比较熟悉这一个地区的人，他才知道那里有水洗澡。还有一点这个贼偷了东西，为何需要洗澡呢？起码说明这个人是比较考究的，不会是很破烂，一年半年不洗澡的盲流。第三，这个人看见热水就想洗澡，应该说他现在洗澡不太容易，逮着这个机会赶紧洗一个，离开这一个地区没准洗不成了。

  左博士说，按照以上三个条件，我们就将犯罪分子划了个圈子，果真缩小范围后就发现干这事的人。找到这个人后，警方提取该嫌疑人的生理物证，结果跟洗澡水一对照完全一致。

  2006年初，左博士在侦破一起凶杀案时，嫌疑人拒不供认，受害者的尸体也找不到，侦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。左博士带队去了嫌疑人曾经租住过的一家工厂，那里已是人去屋空，墙壁是新粉刷的，地砖是新铺的，没找到可疑之处。

  正当案件陷入困境时，左博士通过对案情的分析，断定嫌疑人肯定就在那间屋子杀了人。“我们第二次、第三次回到那间屋子，经过反复仔细查找，最后在门上方换气扇的纱窗上发现了黄色的油脂样的凝结物，在擦拭过的窗户玻璃上发现了一条像茶渍一样的污垢。”左博士把这两处疑点指给大家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：这是否是脂肪燃烧，油烟遇冷、遇到阻碍后凝结形成的，既然这里不是厨房，那么烧的会不会是人体的脂肪呢？众民警一听十分兴奋：“假如烧的是人，那就是本案找不到尸体的原因了。”

  于是法医把怀疑是人油的物质取样带回来，终于成功地检测出这就是人的脂肪。在证据面前，嫌疑犯终于交待：他就是在那间屋子里把被害人杀死后，又把尸体作了处理。

  2000年11月，享有“中国李昌钰”之誉的左芷津受公安部派遣，前往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工作。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中第一位负责灾害死亡人员个人识别的专职官员，左先后参与组织了“9?11”美国系列案、“10?12”印尼巴厘岛系列爆炸案和土耳其地震等许多大型灾难的国际援助。

  记得“9?11”发生时，正是法国的下午，一位德国警察急匆匆地跑进左博士的办公室，连比带划地告诉左博士美国出事了。左博士记得当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立即行使国际刑警组织赋予的职权，向美国提供灾害死亡者个体识别援助。左博士迅速用英文起草了一份电报，询问各成员国能否派出识别死亡者身份的专业队伍，请翻译部门把电报翻译成法语、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其他国际刑警组织工作语言，在第一时间发往全体成员国。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统一组织下，24个成员国准备向美国派出身份识别专业队。这次行动被国际刑警组织评价为“开创了本组织提供紧急国际援助的先河，标志着国际刑警组织已从一般性协调迈向实质性援助。”事后，纽约市市长特意致信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，感谢国际刑警组织的个人识别援助，认为这是最实际的国际援助行动。

  “说句实在话，从事法医工作非常忙碌、上班时间没有规律，很多时候没办法保证与家人团聚的时间，然而家是每个人停泊的温暖港湾。”总结这20多年来的从警经验，左芷津说，“时刻与家人分享你的工作成果，时刻让家人品味你在工作中的酸甜苦辣。”

  左芷津解释，“我到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做院长刚好40天，在这之前我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一职。组织上宣布我到学院上任院长那天，我把我的家人请到单位出席仪式，让他们与我一同分享追寻理想过程中的成果，让我的儿子见证父亲人生中重要的历史时刻，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。这在我们单位还是头一回。”左芷津说，他在法国国际刑警组织工作那三年，妻子停新留职一同前往，因此家人对他工作上的支持是无微不至的。

  谈起与广州的渊源，左芷津显得很兴奋。“1983年我从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毕业，开始了勘察现场、做解剖、侦察案件的法医生涯。1987年，由于当时全国只有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设有法医学博士点，我于是来到广州开始了为期5年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求学生活。1991年，我获得博士学位。”他说，当时的广州还没这么繁华，这次来感觉变化非常大，放眼看去全是高楼大厦，以前他住的烈士陵园地段依旧很荒凉的，现在用车水马龙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

  “我在广州生活的5年里，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到农林下路吃夜宵――炒田螺。那时的炒田螺非常便宜，仅一元钱一盘。回想这些往事似乎发生在昨天，如今已无这么便宜的田螺吃了，听中山医的师弟讲，现在最便宜的田螺也要10元一盘。”

  左芷津：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国家，我曾经在国际刑警组织工作过，跟国外很多警察都有过合作。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地方的执法，比国外警察还要严。比如我们勘察现场必须是两个人，这是我们的祖国明文规定的。英国警察出现场是一个人打车到现场，照相、取指纹什么都干。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能的。

  左芷津：我国警察的素质也很高，绝对不比外国警察差。现在警队的素质非常高，受过高等教育、有高学历的人也在增加，我们的技术水平，DNA检验水平，跟发达国家相比不好说，但是跟中等国家比是没问题的。客观地说，主体问题有两个方面：一是整个国家不平衡，在大城市、管理严格的地方，法律制度相对健全，因此各方面就比较规范一些，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可能就稍微差一点；其次是上下也不平衡，一些比较规范的高层机关，可能很成熟一些，到了基层甚至落到单个民警，可能有执法不平衡。